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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藏·儒家部·法言卷》序言

文 | 吴剑修

武汉大学体裁院讲师

《子藏·儒家部·法言卷》收録现在所知有關《法言》白文本、注釋本、節選本及相關商议著述（原則上阻抑到一九四九年）共六十種，整合成精裝十六開本十二册给予出书。該卷是现在收録《法言》較爲全面的資料彙編，將爲學界商议《法言》提供更完備的資料。

一

揚雄（前五三—一八），字子雲，西漢蜀郡成都（今屬四川）东说念主。生於漢宣帝甘霖元年（前五三），卒於新莽天鳳五年（一八），年七十一。《漢書》有傳，班固贊云“雄之自序云爾”，顔師古注云“自‘《法言》目之前’都是雄本自序之文也”，知《漢書》揚雄本傳係録自揚雄《自序》，而班固略爲補充。據《漢書》本傳，揚雄先世揚季曾官至廬江太守，後避仇而遷居蜀地。揚雄降生中産之家，少而好學，不尚章句，博覽通故辛劳。爲东说念主簡易，好高超之念念。所交師友如嚴君平、林閭翁孺、李仲元、鄭子真等，都不服其志、修说念静默之士。而嚴君平闪耀《周易》《老子》，林閭翁孺雅好方言訓詁，對揚雄影響尤深。揚雄好辭賦，心慕司馬相如文章，常擬之以爲式，寫有《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成都城四隅銘》。揚雄年四十餘始遊學京師。邑东说念主值宿郎楊莊以其賦《綿竹頌》等文似司馬相如，揚雄遂得受推薦，出仕爲郎，供养成帝阁下，並與王莽、劉歆等結交。此時爲揚雄創作大賦之岑岭期，其四大賦《河東賦》《甘泉賦》《羽獵賦》《長楊賦》即作於此時，冀以諷諫，然见效甚微。後以賦家近乎倡優，非賢东说念主正人之正，遂輟不爲，而開始轉向學術商议，上疏請求觀書石室並醖釀創作《太玄》《法言》《方言》等書。揚雄既潛心學術，歷成、哀、平三世不徙官，專注修业，通過着述來實現本人價值。至新莽代漢，始建國元年（九），揚雄六十二歲，以耆老久次遷中散医生。始建國三年（逐一）受劉棻獄牽連，從天禄閣自投下，幾死。不久，復召爲医生，作《劇秦好意思新》《逐貧賦》。家素貧，东说念主希至門，鉅鹿侯芭從遊學，受《太玄》《法言》。天鳳中，劉歆寄書索《方言》，作答書拒絶，而《方言》歷經二十餘年猶不决稿。天鳳五年（一八）卒，桓譚等爲治喪，葬安陵阪上，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揚雄恬於勢利，以修學著書爲事，時东说念主都忽之。貴遠賤近，自古而然，故“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愿壹觀”（《論衡·齊世》）。史稱“唯劉歆及范逡敬焉”，然劉歆觀《太玄》而謂其“空自苦”，蓋亦非能知之者。而桓譚以爲絶倫，言其書必傳，可謂當世挚友。桓譚著《新論》載揚雄行事甚夥，频频可補史傳之闕。

揚雄之著述，《太玄》《法言》《方言》都成書見存；其他散篇，除前文所舉外，可考者還有：《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類“揚雄所序三十八篇”中之“樂四”，或以爲《水經注》《藝文類聚》《通典》《太平御覽》所引《琴清英》即其中一篇；《隋書·天文志》《開元占經》所引《難蓋天八事》；《藝文類聚》《文選注》《太平御覽》所引《連珠》；《文選注》《太平御覽》所引《覈靈賦》等。隋唐時有《揚雄集》五卷，久佚。北宋譚愈取《漢書》《古文苑》所載者四十餘篇輯爲五卷（《郡齋讀書志》作“三卷”，疑誤），亦不存。明代以來頗多重編本，如明汪士賢《揚子雲集》三卷、鄭樸《揚子雲集》六卷、張溥《揚侍郎集》一卷，清嚴可均《揚雄文》四卷，近东说念主丁福保《揚子雲集》四卷。今有張震澤《揚雄集校注》，最爲通行、完備。

二

《法言》成書於揚雄晚年，凡十三篇，永别爲《學行》《吾子》《修身》《問说念》《問神》《問明》《寡見》《五百》《先知》《重黎》《淵騫》《正人》《孝至》。書後又有揚雄自撰《法言序》一篇，移交諸篇著述之由偏执主旨，相當於《法言》的目録。

揚雄著述，多仿擬前东说念主之作，《太玄》擬《周易》，《反離騷》《廣騷》《畔牢愁》諸篇擬《楚辭》，《甘泉賦》《羽獵賦》《長楊賦》擬司馬相如之《子虛賦》《上林賦》。《法言》則擬《論語》；是一部語録體著述。班固述其一世著述時即曾言说念：“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漢書·揚雄傳》）除了採用語録體這一著述體式外，揚雄《法言》對《論語》仿擬還體現在其遣詞造句之中。如《學行》篇“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也”（《纂圖分門類題五臣注揚子法言》卷第一，宋劉通判宅仰高堂刊本，以下所引均出此本），是對《論語·子罕》篇“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的仿擬；“东说念主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是對《論語·八佾》篇“东说念主而不仁，如禮何？东说念主而不仁，如樂何”的仿擬。《修身》篇“正人之所慎：言、禮、書”，是對《論語·述而》篇“子之所慎：齊、戰、疾”的仿擬。《淵騫》篇“魯仲連蕩而不制，藺相如制而不蕩”，則是對《論語·憲問》篇“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自制而不譎”的仿擬；“好意思行：園公、綺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言辭：婁敬、陸賈；執正：王陵、申屠嘉……”，則是對《論語》“孔門四科”之文的仿擬。

除此除外，《論語》中的相關事例、预料也成了《法言》的取材對象。如《吾子》篇“孔氏者，户也……户哉！户哉！吾獨有不户者矣”，“户”之预料本自《論語·雍也》篇之“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说念也”之文，“户”即喻指说念。再如《修身》篇“犁牛之鞹與玄騂之鞹有以異乎”丁香成人在线网，其预料則取自《論語·雍也》篇“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一文。但不可否認的是，因爲時代文風的局限，《法言》词句並不似《論語》淺白易懂，明姚希孟《讀揚子法言》即説：“子雲之辭多艱窒，非好爲艱窒也，以其文不及也。凡堅其膜、挫其響而後出之者，理將枯矣。”徐復觀也説：“揚雄中年雖自悔作賦，但在作賦時對词句所用的功力既深，是以在寫《太玄》、寫《法言》時，雖然力圖擺脱賦體的鋪排繁縟，但用奇字、造新句，不使稍近普遍的文學家習性，还是發生主導的作用。”［徐復觀《兩漢念念想史（二）》之《揚雄論究》，九有出书社二〇一四年版，第四六二頁］

因爲《法言》與《論語》的密切關係，是以《法言》中有關词句對於我們釋讀《論語》亦有莫大裨益。如《論語·子罕》篇云“子在川上曰：死人如此夫！不舍晝夜”，《法言·學行》篇云：“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舍晝夜歟？’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以“進”釋“不舍晝夜”，可知《論語》此章意在勉东说念主進德修業。又如，《論語·八佾》篇云“管仲之器小哉”，學者多不知“器小”的具體指涉，《法言·先知》篇云：“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爱惜，請問大器。’曰：‘大器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东说念主，謂之大器。’”據上所言，“大器”指能約束本人，謹称职度。反言之，則“爱惜”則指放縱己私，跳动禮制。據此言之，孔子批評管仲“器小”，主要是着眼於“禮”的角度。《論語·八佾》篇所言多涉禮制，且此章後文又触及管仲“有三歸”“樹塞門”等失禮行爲的評價，不错行为是對“器小”的進一步補充説明。類似的《論語》與《法言》相互發明的词句還有好多，兹不逐一詳列。

漢代《論語》之傳授凡有三系——《齊論》《魯論》《古論》，揚雄所仿擬之《論語》當屬何系？根據束景南的考辨，揚雄《法言》所仿乃是屬於今文經學一系的《齊論》，事理有二：来源，《齊論》有《問玉》《知说念》二篇（“問玉”，《漢書·藝文志》作“問王”，王應麟認爲當作“問玉”，學界多從之），而揚雄《法言》多以玉爲譬，當是受《齊論》之影響。《説文》引《逸論語》云“如玉之瑩”，後世學者多認爲此句佚文出自《齊論》之《問玉》篇，而《法言·吾子》篇云“如玉如瑩，爰變图画”，是揚雄受《齊論》影響的一條明證。且《法言》又有《問说念》一篇，束景南也認爲其是仿《齊論·知说念》一篇而取名。其次，漢世傳《齊論》者有王陽、貢禹、董仲舒諸儒，《法言》對這些东说念主频频多所稱譽。如《淵騫》篇云“王陽、貢禹遇仲尼乎”，《修身》篇云“公儀子、董仲舒之才邵也”等等。對傳《齊論》名家的稱譽，亦可證揚雄《法言》所仿乃是《齊論》一系。另外，以《法言》用字與五經異文相互勘核，我們也不错確定其學傳自何派。汪榮寶《法言義疏序》云：“是書如《吾子》之‘虎别’及‘紵絮’，《問说念》之‘堯爵’，《五百》之‘載魄’，《重黎》之‘無妄’，明其爲用京房《易》；《淵騫》之‘俠介’，《孝至》之‘螭虎’，明其爲用歐陽《書》；《學行》之‘螟蠕’及‘考甫’，《吾子》之‘夏屋’，《修身》之‘圃田’，《先知》之‘東征’及‘述職’，《孝至》之‘關雎’，明其爲用魯《詩》；《先知》之‘實予’，《孝至》之‘邵陵’，明其爲用《公羊傳》。凡斯之屬，參考互證，塙然見師承之所在，是乾、嘉諸老遺法也。”（《法言義疏序》，民國二十二年付梓本）據此可知，揚雄之學基本屬於今文經學一片。康有爲在《新學僞經考》中將揚雄歸爲古文經學派，又説“《法言》《太玄》並用僞經”，這無疑是毫無根據的捕風之談。

揚雄曾自序其著述《法言》的動機：“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东说念主，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通衢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不错看出《法言》径直繼承了董仲舒以來“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漢書·董仲舒傳》）的念念想理路。但與漢代其他學者不同的是，揚雄《法言》在尊孔崇經的同時，又對顔淵、孟子多所推重。《法言》全書说起顔淵的方位有十五處，频频將顔淵與孔子並稱，將其行为孔子说念統的繼承者。如《學行》篇云“孔子習周公者也，顔淵習孔子者也”，即編織了一條自周公而孔子、自孔子而顔淵的说念統流傳脉絡。宋代周敦頤教學，“每令教尋顔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徐復觀認爲此即受《法言》的影響與啓發［參《兩漢念念想史（二）》之《揚雄論究》，第四六五頁］，於此可見揚雄在说念統建構上的深遠影響。當然，揚雄《法言》對孟子的標舉，於後世之影響亦不可小覷，唐韓愈《讀荀子》云“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东说念主之徒歟”，即可見《法言》之影響。

值得瞩目的是，揚雄與宋代以後的理學家雖都推宗孟子，但二者的關注點並不疏导。宋儒對孟子的珍贵主要是基於孟子的性善論立場，將孟子甩掉於“天理—心性”的譜系中加以闡揚，但揚雄所合手則爲“性善惡混論”，與孟子並不疏导。《法言·淵騫》篇言孟子“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垂青的是孟子至大至剛的大丈夫氣概，《吾子》篇説“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則垂青的是孟子勇於辯駁的衛说念精神。從揚雄珍贵孟子而舍其性善之論的立場不错看出，雖然心性論是先秦兩漢念念想中的一個伏击命題，但却並非包括儒家在內的諸子念念想的中枢內容。宋明以來的學者意圖以“天理—心性”的架構重構儒家念念想，一方面確實推動了儒家念念想的更新换代，联系词從另一角度言，先秦儒學中其他一些極富創建的念念想也不可幸免地被簡化到這一體系中，甚或因爲無法融入這套話語體系而被消解殆盡。我們今天建议“新子學”，建议諸子學的復興，恰是要谋害既有念念維的束縛，再行發掘那些被吞并在時代塵埃中的念念想，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新時代的念念想文化重建。

揚雄“竊自比於孟子”，《法言》除了在尊孔明經，建構说念統的角度遵守外，又對“析辯詭辭”“終破通衢”的諸子之學多所抵譏。然则，揚雄對於“諸子”的定義並不僅僅限於西漢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中说念德家、儒家、法家、墨家、名家、陰陽家等名目，文學之士、史家也被納入“諸子”的序列當中了。《法言·吾子》篇乃是爲宣揚聖说念，排譏諸子而作，《法言序》即明言“降周迄孔，成于王说念，然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徽，譔《吾子》”。《吾子》篇批評名家的公孫龍子“詭辭數萬……不对乎先王之法”，同時又對後世公認的文學之士進行了品評，如評屈原云其“如玉如瑩，爰變图画，如其智，如其智”，又説“詩东说念主之賦麗以則，辭东说念主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明顯是將這些文學之士也歸入“諸子”的序列之中了。另外，《正人》篇又言“淮南説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东说念主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耳”，《淮南子》屬於諸子書，按照《論六家要指》的分類標準可歸入说念德家，按照《漢書·藝文志》的分類標準則可歸入雜家，《法言》將《淮南子》與司馬遷《史記》作比，可知《史記》也被納入“諸子”的序列之中了。

三

揚雄作《法言》之始，即受到時东说念主的重視，東漢王充《論衡·佚文》篇便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东说念主賚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當《法言》著成之後，劉歆曾問其書能否傳世，桓譚即堅定説说念：“子雲所造《法言》《太玄》，經也。《玄》經數百年外，其書必傳。”（《新論·閔友》）《漢書·揚雄傳》更是將《法言》的十三篇目録逐一具列，《四庫全書總目摘要》即言“（《漢書》）所列漢东说念主著述，未有如果之詳者，蓋當時甚重雄書也”。而况，確如桓譚所料，《法言》在後世的流傳過程中影響力也越來越大，注家亦不斷涌現。发轫爲《法言》作注的是揚雄弟子侯芭，《隋書·經籍志》有著録。《隋書·經籍志》言“梁有《揚子法言》六卷，侯芭注，一火”，是其書在入隋之前已經一火佚。其後，漢末宋衷亦爲《法言》作注，其書也已一火佚，唐李善《文選注》保存了一些宋衷的注文。是後，東晉李軌又爲《法言》作注，《隋書·經籍志》有著録。李軌注本曾於北宋治平年間由國子監精校注销，後附《法言音義》一卷，不著撰东说念主名氏，南宋年間又經錢佃重刻。清嘉慶年間，秦恩復購得宋本，又經重刻，今《四部叢刊》所收李軌注《法言》，即秦氏重刻治平本。李軌之後，隋辛德源，唐柳宗元，北宋宋咸、吳祕等都爲之作注。其中，辛德源所注《法言》二十三卷，《隋書·經籍志》並未著録，僅著録《辛德源集》三十卷，蓋其書流傳不廣，或早一火佚。至司馬光時，唯李軌、柳宗元、宋咸、吳祕四家之注存於世，司馬光遂將四家之注合成一帙，並增以己意，而成《法言集注》，也即“五家音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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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所述，《法言》存在兩大版块系統：李軌注本、五家音注本。這兩個版块系統之間的最大區别是，李軌注本之《法言序》在篇末，而五家音注本則將《法言序》散在諸篇之首。古东说念主之序，多置於篇末，如《史記·太史公自序》《淮南子·要略》《漢書·敘傳》等。據此推之，李軌注本更爲接近《法言》原貌。而五家音注本將序置於諸篇之首，乃是宋咸所改。宋氏在《重廣注揚子法言序》中説说念：“觀夫《詩》《書》小引，並冠諸篇之前，蓋是以見作家之意也。《法言》每篇之序，都子雲親旨，反列於卷末，甚非聖賢之法。今升之於章首，取合經義第次之由，隨篇具析。”（《法言》宋咸序，清刊本）宋氏不解秦漢作序之體，遂妄加移易，清代錢曾即云：“宋咸升序於篇首，殊失漢东说念主著述體裁。”北宋司馬光《集注》本亦因仍其舊，故五家音注本之《法言序》遂分列諸篇之首。司馬光《法言集注》對《法言》進行全主宗旨校勘與注釋，集當時《法言》商议之大成。自是以後，有關《法言》的系統性商议堕入千里寂。至清代考據之學大興，諸子學亦乘勢興起，對《法言》的商议遂再逐漸興起。自王念孫《讀書雜志》始，洪頤煊《讀書叢録》、俞樾《諸子平議》、孫詒讓《札迻》、陶鴻慶《讀諸子札記》等，相繼對《法言》進行校勘、訓釋與考辨，效果頗豐。晚清民國時期，集釋諸子之風蔚然興起，故有郭慶藩《莊子集釋》、王先謙《荀子集解》、孫詒讓《墨子閒詁》之作。風氣所及，汪榮寶即據李軌注爲蓝本而成《法言義疏》二十卷，集清儒考據效果於一編。

唐劉知幾《史通》説：“仲尼既卒读，微言不可，史公著書，是曲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説異辭，務爲小辨，破彼通衢，故揚雄《法言》生焉。”《法言》自撰成之初，便以存續聖说念的面庞出現。然则，自漢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以來，在一般的念念想認知中，解説六經的經師們纔被行为是孔門儒學的实在繼承者，而揚雄擬經撰《太玄》《法言》，神色上雖师法聖东说念主，然不無僭越之嫌。《論衡·正説》云“著述者爲文儒，説經者爲世儒”，“文儒”即指揚雄這類自爲著述之东说念主，而“世儒”則指那些傳承經典的今文經學家、古文經學家。王充在書中反復申論文儒並不劣於世儒。联系词，作爲東漢時期不对時宜的邊緣性东说念主物，王充的這番議論恰巧反向證明了揚雄《法言》在當時社會念念想形態下的尷尬地位。與馬融、鄭玄等經師不同，揚雄偏执《法言》在儒學序列中也處於一種邊緣性的地位。而隨着時代的變化，六朝以來文風走向浮靡，駢體之風興起，揚雄又因爲他的辭賦建立而以文人的面庞出現在學者的視野中。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體性》篇説“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千里寂，故志隱而味深”，以其與司馬相如並稱，主要垂青其在辭賦文學上头的建立。清鄧繹《藻川堂譚藝》即説：“兩漢之世，專以大儒歸揚雄，經術盛而东说念主知有《易》也。魏晉以來，始以辭东说念主視雄。至於盛唐，遂以‘揚馬’並稱，‘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雅致崔魏徒，以我似班揚’，‘欢然想揚馬，繼起名硉兀’，杜少陵亦云然矣。”

歷史的時間綫延至佛學興盛的中唐，因爲揚雄在《法言》中自比於“闢儒墨”的孟子，並又建構起一條“孔子習周公者也，顔淵習孔子者也”的说念統脉絡，由此赢得了韓愈的自尊推舉，被編入“孔子—孟子—揚雄”這一條儒門说念統序列當中。韓愈《讀荀子》云：“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说念尊，聖东说念主之说念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没，尊聖东说念主者孟氏辛劳。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东说念主之徒歟。”《重達張籍書》又説：“自文王没，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都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揚雄，亦未久也。”其後，一些學者又將荀子、文中子納入這條说念統譜系當中。而他們與揚雄的一個共同特徵等于“自作著述”，即王充口中的“文儒”。這條说念統流傳的脉絡在後來北宋古文運動的加合手之下，遂逐漸被學界所领受，揚雄遂從儒門的邊緣东说念主物、從辭賦家一變而爲傳承儒門學脉的中堅东说念主物，並深深印入歷史念念想的脉絡之中。北宋前中期的柳開、王禹偁、孫復、石介、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張載、曾鞏諸儒無不表現了對揚雄的尊崇，“尊揚”由此成爲當時學術念念想中的一個共識。而在這種時代風氣中，揚雄的一些行爲污點，如揚雄投閣之事、作《劇秦好意思新》以諛新莽之事，也被認爲是歷史的虛構。最終，在王安石的推動下，揚雄於宋神宗熙寧七年（一〇七四）從祀孔廟。而這一切與《法言》“排譏諸子，衛说念尊孔”的念念想特質有着莫大關係，揚雄《法言》率先有關“周—孔—顔”等说念統建構也被後來者繼承，並最終使我方納入這條儒學说念統序列之中。

联系词，隨着性理之學的興起與不斷發展，性善論逐漸占據了说念統説的輿論領地。因爲揚雄的“性善惡混論”的立場，理學家又將揚雄摒除出儒門的说念統序列，與之碰到同等命運的還有荀子、文中子。如張載説：“今倡此说念不知若何，自來元不曾有东说念主説著，如揚雄、王通，又都不見，韓愈又衹尚閒言詞。”（張載《張載集》之《經學理窟·自说念》，中華書局一九七八年版，第二九一頁）朱熹更是径直將揚雄説成是“黄老”：“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揚雄則全是黄老。某嘗説，揚雄最無用，确凿一腐儒。他到急處，衹是投黄老。如《反離騷》並‘老子说念德’之言，可見這东说念主更無説，本人命也奈何不下，若何理會得别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解快，不了决，如其爲东说念主。”（黎靖德《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七《戰國漢唐諸子》，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第三二五五頁）而與此同時，揚雄仕新莽的歷史污點又再次被说起，朱熹《通鑑綱目》書“莽医生揚雄死”，更是“以一字寓褒貶”的春秋筆法斥責揚雄仕新的行爲。因爲朱子的重大影響力，揚雄又最終從说念統序列中退場，成了“不及觀”的文东说念主。至明洪武二十八年（一三九五），楊砥上奏罷揚雄從祀，“莽医生”即是揚雄的一個伏击污點，其疏曰：“揚雄爲莽医生，詒譏萬世，董仲舒天东说念主三策及正誼明说念之言，足以扶翼世教。今孔廟從祀，有雄無仲舒，非是。”（張廷玉《明史》卷一百五十《列傳第三十八》，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版，第四一六六頁）詔准。這也標誌着揚丰足爱從官方儒學意識形態中被剔除。至清代樸學興起，而小學爲其冠冕，《方言》受到重視，揚雄則又以一語言學家的面庞出現在众东说念主眼前。清代之考據學，本以考經爲務，但隨着學術的發展，考據學的觸角也漸漸延迟到諸子學的領域，從而開啓了諸子學的復興。在諸子學復興的大布景下，《法言》又再次受到學界的重視，王念孫、孫詒讓甚至劉師培，都曾傾力於此。《法言》本是爲排譏諸子而作，最終却又回歸到諸子學的序列當中。

四

《法言》是揚雄鉴戒《論語》體例所作的一部語録體著述，聚拢反应了揚雄在儒學上的學術造詣，此書爲歷代儒者所推重。考慮到其在儒學史上的影響，我們在編纂《子藏·儒家部》文獻時亦將其收録在內，以期完好體現儒學念念想發展史。通過對《法言》相關商议文獻的全面梳理，在堅合手《子藏》編纂總原則的前提下，本卷所收文獻具有以下幾方面特點：

小心體現文本流傳過程。《法言》傳世文獻較多，以注本爲例，自宋至民國代不乏傳。如李軌、柳宗元、宋咸、吳祕、司馬光所注《法言》，现在所見傳本以宋劉通判宅仰高堂刊本爲最早，其下有明嘉靖十二年（一五三三）顧春世德堂刊《六子書》本、明桐蔭書屋刊《六子書》本、清嘉慶九年（一八〇四）姑蘇聚文堂刊《十子全書》本、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右文社影印明顧春世德堂刊《六子書》本等，本卷均给予收録，大體上反应出《法言》流傳之序。

小心收録名东说念主校跋本。名东说念主校跋本的價值在於從文獻和念念想兩個層面揭示了文本的內在價值，《法言》也不乏名东说念主校跋本流傳於世。本卷通過對所見校跋本的綜合侦探，永别收入顧廣圻、傅增湘跋本，唐仁壽録清戴望批校本，章鈺校跋本，孫星衍校跋本等。這些校跋者均爲文獻人人，他們的校語和后记對於我們深切贯通《法言》文本幫助很大。

小心明代以來相關節選本的收録。明代諸子學復興，出現了許多諸子文獻的節選本，影響較大者如《諸子纂要》《百家類纂》《諸子彙函》《諸子品節》《札迻》《諸子文粹》等，以上本卷沿途收録在內。這些諸子選録本均選録《法言》，且選文中有選録者批語，亦足見學界對《法言》商议之概況。

《子藏·儒家部·法言卷》是迄今爲止學術界對《法言》相關商议文獻的初次整理，可謂集《法言》商议之大成。本卷的出书，必將進一步推動《法言》乃至漢代以後儒學念念想商议走向深切。

二〇二四年九月

■ 文章来源：国度藏书楼出书社紧要项目裁剪室

供稿 | 张慧霞 裁剪 | 王自晨

监制 | 张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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